当今世界，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历经上百年的混乱和屈辱后，得益于改革开放，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近代“开眼看世界”始见西方工业文明的力量，到奋力追赶出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借助互联网的普及逐渐与西方信息文明并驾齐驱。但是，创新能力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外部市场环境不断吸引人才外流，另一方面，本土市场环境不利于企业创新，如不加以改变，将在未来的文明中受制于他国，甚至重回“落后挨打”的局面。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迫在眉睫。
一、开放与创新
城市环境：提升城市服务能力，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速放缓和周期波动，此为问题之表象，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依赖型产业比例较高，而知识创新型产业比重较低。如以刺激政策应对增速放缓，以逆周期政策应对周期波动，则会造成资源进一步向资源依赖型产业集中——在强化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同时，弱化了知识创新型产业，最终将导致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如此循环往复，后果不堪设想。
破解这个局面需要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提高知识创新型产业比例，降低资源依赖型产业比例。 如要提高我国知识创新型产业比例，必须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能力越强，对资源的依赖就越小，知识创新产业所占的比重和发展空间就越大。而国家创新能力由一国所拥有的创新人才数量决定，由于创新人才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在一定时间内都是有限的，因而对于有限的全球创新人才存量而言，我国需要多流入、少流出甚至不流出。因而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杠杆点并非刺激政策和逆周期政策，而是创新人才的流量，更准确地说，是创新人才净流入量。
全球创新人才的流向主要取决于市场环境，除了有竞争力的政策和薪酬水平，有同等竞争力的工作、生活环境也很重要，后两者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创新人才流动的决定因素。由于知识创新型产业非常依赖创新人才，所以只有创新人才愿意居留的市场环境，才有可能有知识创新型企业迁入和创立，进而形成产业。
如要积聚创新人才，首先需要营造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至少应包括有竞争力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其中，工作环境包括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生活环境则涵盖居住、医疗、教育、交通、饮食、休闲等环境。纵观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i无一不是具备以上条件的城市，如纽约、洛杉矶、新加坡、伦敦、慕尼黑、东京等，都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人才汇聚。
而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决定的。如果仅以GDP看，我国很多城市都可比肩欧美一、二线城市，因为我国城市的“硬件”服务能力，如基础设施已不亚于竞争对手，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软件”服务能力，包括创新人才在工作、生活各方面所需的服务，尚不足以吸引足够的创新人才流入，尤其是海归和外籍创新人才，纵使是本土创新人才，都在流向一线城市，甚至还存在外流风险，无法与欧美一、二线城市相比。
根据李永刚ii对2018年5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4856名博士毕业生的统计，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单位属地的就业率平均达到51.67%，在属地所属区域（不包括属地）就业的比例平均达到17.8%。如将二者相加，则可得出，我国2018年博士毕业生有近七成（69.47%）在学术单位属地及所属区域就业。在学术资本积累、地缘亲近等影响因素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可以推断，我国博士生在过去几年里的就业区域分布也都是类似的情况。
因此，以我国各省市高校及科研机构博士毕（结）业生数量作为衡量创新人才数量的基本指标，根据教育部2013年至2018年公布的分地区数据，对我国各省市创新人才数量进行排序。由于我国近几年每年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数量、博士点数量及博士招生人数相对固定，所以无论是每年平均数量还是累计数量，对各省市的排序都是一样的，以下使用累计数量进行排序分析，因其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各省市创新人才的存量排序：
数据来源：教育部官网
从上图可以看出，除了占据绝对优势的首都北京以及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中西部也有诸如湖北、陕西、四川、湖南、安徽、重庆等省市拥有较高的创新人才数量，换言之，除了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横向连接：构建创新都市网络，吸纳全球创新人才，合理缩小东西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首先应当同步开放一批城市，在继续提升这些城市“硬件”服务能力的同时，把重点转向提升这些城市的“软件”服务能力。具体而言，根据既有的格局，包括气候条件、人口密度、交通状况、城市服务能力、高校与科研机构集中情况等因素，建议延我国人口密集分布的三条主要的江河流域，以省会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市县，开放一批城市，将我国现有的城市群连接成一个创新型大都市网络，重点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尤其是“软件”服务能力，以积聚全球创新人才，这些省会城市包括：
北线黄河流域，东起济南，延及天津、北京、石家庄，途经郑州、西安、太原、呼和浩特，西至银川、兰州和西宁；
中线长江流域，东起上海，途径杭州、南京、合肥、南昌，武汉，长沙，西至重庆、成都和贵阳；
南线珠江流域，东起广州，途径南宁，西至昆明；
以上城市多为自然形成的大都市，有良好的历史基础，气候舒适，人口密集，又多居于水陆纵横交错之地，城际交通发达，还因是省会城市，高校及科研机构云集，商业繁荣，治安良好，交通有序，居住、医疗条件较好，基础教育体系完善，休闲饮食资源丰富，甚至市民双语能力相对较强，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且有能力辐射周边市县，因而适合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其他城市可根据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增加，如北京周边除了天津，还可辐射唐山、沧州、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市；上海周边除了杭州，还可辐射南通、常州、湖州、无锡、苏州、嘉兴、绍兴、宁波等市；广州周边除了深圳，还可辐射东莞、中山、江门、佛山、惠州、肇庆等市。
纵向连接：发展海上及内河航运，疏解黄河流域发展之困，合理缩小南北差距
华北地区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是指由于漕运的重要性，通州的地位曾经仅次于京、津二地，而对于当今的北京市而言，通州区除了作为副中心，还有着不可替代的“连通”价值。
北京需要港口，天津港是首选。纵观世界城市排名，位居前列的伦敦、纽约、新加坡、悉尼、巴黎、迪拜、东京iii(GaWC, 2018) 等，多凭借海港、河港发展海运及河运，以低廉的物流成本优势，从全球一众城市中脱颖而出，而相对于拥有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广州港、深圳港、香港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京津冀地区核心的北京，虽然坐拥首都的地位和资源，却并无出海口，亦无河道可用，这极大地限制了北京市乃至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潜力。而就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和集装箱吞吐量而言，天津港无疑是北京的首选，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就在于让北京与天津更好地连结起来，甚至形成一体化的城市带，以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并驾齐驱。
通州是连接京、津两地的枢纽，内河航运是降低物流成本的关键。作为北京副中心的通州区位于城六区与天津市武清区之间，有丰富的交通线路连接京、津两地：除京津高速、京津塘高速等公路外，还有铁路以及成本更低、能耗更小、污染更少、即将恢复通航的京杭运河。试想，如果货物可以通过内河航运经由天津港直接进出北京副中心，那么北京的物流成本将会大幅降低，天津的战略价值也将借助与北京副中心的连结得以提升，结果将是北京分享了天津的港口，天津分享了北京的资源，实现京、津两地优势互补、合力发展，进而能够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吸纳更多创新人才，解决更多人口就业。京、津两地政府的各项政策也应逐步协同、统一，简化行政手续，才能逐步实现两地交通连接、港口对接、产业衔接的一体化过程。
京、津两地协同发展，可带动河北，辐射华北、西北和环渤海经济带。以北京副中心连结京、津两地，结合北京作为华北经济中心乃至全国首都的资源与天津作为港口的作用，首先实现京、津两地协同发展，然后向周边溢出，带动河北发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进而通过公路、铁路、内河航道、海上航道辐射华北、西北和环渤海经济带，成为黄河生态经济带与海内外的连接点。
综上所述，可以通州为枢纽，近接京、津，实现资源互补协同发展，远通海内外，立足京津冀而放眼全世界。
其他问题：步骤、种族及边疆地区的发展，向心力是关键，影响力是外延
之所以选择同步开放，是因为这样对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资源垄断，促进城际交流、产业间协作和企业良性竞争，对外可以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创新型大都市网络，比肩欧美一、二线城市的知识创新型产业。
待这部分城市形成一定经验后，可以考虑将这些大都市周边的市县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优先选择人口密集、相对发达的城市，进一步扩大范围，让更多的地区享受开放红利。
关于开放所涉及的种族和族群比例问题，由于我国知识创新产业需要大量引入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人才，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口总数并不多，何况能流入我国的还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归和外籍华人，其他族群数量相对更少，因而相对于我国人口密集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本土创新人才数量而言，最终流入我国的其他族群创新人才并不足以改变我国的既有的种族和族群比例，反倒有可能激励本土产生更多的创新人才。
至于新疆，目前已有喀什和霍尔果斯作为经济特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连接点。由于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古老的内陆产棉区，盛产棉花、水果、干果等农作物，应作为农业基地发展；新疆也拥有丰富的油气能源，还有很好的发展太阳能、风能甚至地热能的潜力，有条件的地区应作为能源战略储备基地发展；新疆还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矿产资源，还应作为我国的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矿业基地发展；由于新疆地广人稀，与战乱频仍的中亚相邻，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年轻人口比例较高，而我国知识创新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大量博士级的创新人才，还需要足够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职业工人，尤其是缺少年轻劳动力的西部省市，无法在本地就业的新疆年轻人口恰好可以补充西部省市原有年轻人口流出造成的空缺。因此，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新疆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特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考虑，都更适合让新疆对内辐射，以资源和人口的形式支持知识创新产业的发展，融入华夏文明腹地，进而反哺当地经济，而非过早开放。
考虑到当今国际蒙古学、藏学研究如火如荼的现状以及“西强我弱”的格局，鉴于北京在历史上曾作为元大都产生过全球性的影响力，而藏学又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在北京建立全球蒙古学研究中心，同时在拉萨建立全球藏学研究中心，形成两个相互联系的战略制高点，培养我国自己的蒙古学、藏学研究人才，借助蒙古学、藏学在西方的热度，提升我国蒙古学、藏学研究在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欧美俄日印形成竞争格局。此举有两个明显的目的：一者让国内蒙古族、藏族人民安心求学，有助于稳定人心，自然瓦解民族分裂活动，从而巩固边疆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二者使海外蒙古学、藏学研究人才心向祖国，回流祖国，自然瓦解海外流亡势力的根基，进而钳制周边国家对我国的分离能力。
如此一来，东部一线城市以全球一线城市为目标，中西部二线城市以全球二线城市为目标，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将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活跃的、发达的创新型大都市网络，积聚全球创新人才，形成创新人才净流入的态势，让本土、海归和外籍创新人才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公平竞争、有序流动，既能吸引足够的创新企业，也能产生足够的创新企业，增强国家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知识创新型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让经济结构更为合理，最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并以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平抑周期波动。
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扩大的知识创新型产业足以有效吸纳国内就业，甚至可以产生更多的本土创新人才，开放的城市网络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进而有效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改革与创新
市场环境：国有企业市场化是改革的关键，民营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
当前，创新人才在我国面临着难就业、难创新和易外流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市场环境，具体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市场环境无法接纳足够数量的创新人才。
首先，创新人才难以进入国有企业就业。尽管我国多数城市的国有企业职位价值相对较高，具体而言，则包括收入高、福利多、职位稳定、升迁潜力大、工作压力小，社会地位高，但对于创新人才而言，即使拥有博士学位，往往仍然需要“关系”才能入职，因为这些国有企业的公开招聘活动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几乎流于形式。
由于国有企业背景强大、社会资源丰富，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对内能够形成一定的垄断优势，因而在国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由于其产品和服务存在一定的垄断优势，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创新能力需求并不高，多数情况下只需照章办事，无误即可，实际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处理好领导及同事的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关系”即能力，“关系过硬”、“长袖善舞”的人更容易在包括招聘环节在内的各种竞争中胜出，创新人才要么难以进入，要么难以立足，甚至即使进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容易受环境影响，要么被排挤，要么“变质”迎合，难以安心从事创新活动。
而创新活动需要鼓励独立思考，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多少都会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存在，需要一定程度的包容才有可能产生创新，但是在国有企业内部，员工人格同质化较为严重，也鲜有鼓励独立思考的环境。
毕竟，我国以庞大的人口基数，上榜世界500强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它们也是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其他国家仅以远小于我国的人口基数，私人创建的企业同样位列其中，而且不乏有上百年历史的企业存在。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如果创新人才难以进入国有企业、难以从事创新活动的局面持续下去，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在今后全球市场竞争中将难以保持现在的地位。
其次，创新人才难以进入民营企业就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多数城市的民营企业职位价值较低，具体则包括收入低、福利少、职位不稳定、升迁潜力小、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低。对于创新人才而言，民营企业纵然在内外部竞争中多了一些公平性，但考虑到其职位价值，多数情况下不会将其作为首选，只有少数有实力的大型民营企业才能成为创新人才的选择。
当今的创新已是产业化的行为，在从科研到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协同才能完成。相对于国有企业，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难以独自进行创新。由于没有足够的背景、社会资源、行政权力甚至垄断优势可以依赖，当多数民营企业面临与国有企业的竞争时，虽然对创新的实际需求很高，却由于利润微薄而难以给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职位条件，甚至往往也难以独自承担创新活动所需的风险，不足以吸引足够多的创新人才流入。由于难以通过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多数民营企业只能采取降低价格同时降低质量的做法，介入国有企业不愿意进入的次一级市场，再或者选择转行求生。即便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相对于国有企业，仍然有65%的发明专利和 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iv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也说明民营企业对创新的需求的确很高。
但是，考虑到我国上榜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只有不到30家的现实，即便是少数成功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商业模式还是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基本上都集中于在国有企业不愿进或不熟悉的少数领域。因而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我国多数民营企业能提供的条件尚不足以吸引足够多的创新人才加入，而民营企业的创新潜力也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另一方面，我国的创新人才，尤其是顶尖创新人才外流严重。由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一、二线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居住、教育、医疗、交通、休闲等多方面的市场环境，而且以发放绿卡、技术移民等方式吸纳我国的创新人才，我国创新人才严重外流：以博士作为创新人才的基本指标，以拥有最多顶尖学术机构的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针对获得美国学术机构博士学位的个人进行的普查，在2008年到2017年间，共有46831名中国赴美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v，其中自2006年到2008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有13000人在10年后仍然留在美国，占总数的90%；自2008年至2013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有11000人在5年后仍然留在美国，占总数的83%vi。余下回国或去其他国家发展的人中，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近几年美国绿卡政策收紧以及研究能力相对较差而无法留在美国就业者。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国本土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组成的市场环境难以吸纳足够的创新人才，也难以产生足够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欧美日发达国家通过良好的市场环境吸纳我国外流的创新人才，尤其是顶尖的创新人才。长此以往，我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将一直处于劣势：从技术到产品都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专利授权，在知识创新产业中持续处于“被收割”的状态。
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国有企业拥有的权力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
如要改变现状，就得先从改变国有企业开始，让国有企业更加市场化，以吸纳更多的创新人才，进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活动，如此则国内的市场环境随之改善，企业利润才会逐渐增多，民营企业也能吸纳更多的创新人才，吸引风险资本分担风险，发挥出应有的创新潜力，通过产业化的创新活动增强其竞争力，依靠技术和产品立足全球市场，创造更多的利润，带动经济增长，改善居民生活。只有当创新人才通过更加市场化的途径流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形成无需“关系”的、良性的竞争与协作的局面，才能使我国的企业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吸引顶尖创新人才回流和外部创新人才流入。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越晚开始越难以改变这个局面。
所以，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是营造与创新人才相适应的环境的杠杆点。当前我国应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发挥有政府引导的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释放国有企业的权力，尤其是有一定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以减少其在各个环节中的寻租行为，从而提供能够让创新人才就业、安心进行创新的环境，进而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设计合理的、良性的内部竞争机制，只有比目前的竞争格局更为激烈的局面才有利于创新。
最终，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生的利润，将以更具购买力的员工薪资和福利的形式拉动消费，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并以越来越多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市场上流通的股权、债权等形式的投资产生更为多元化、分布更加广泛的国民财富增长，更好地实现“藏富于民”，以提升我国综合国力。
三、文化与创新
对外开明：有机融合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让创新的花朵在中华大地上自由生长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演进，是由于持续的创新改变着生活。而创新源于人类自身拥有的创造力，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环境下，人类能够发挥出的创造力会有所差异，因而产生的创新成果也会存在相应的差异。
封闭的文化环境抑制创造力。研究表明，富有创造力的成年人一般是叛逆的，而且小时候遭遇过创伤和逆境，他们在这些经历的影响下变得喜欢挑战既有的规则和惯例vii（Simonton, 2009）。因而成年人的创造力实则难以被培养，可遇而不可求，而且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打破既有的规则和惯例才能有所创造，如果文化环境过于封闭，以至于对创造力产生抑制作用，则难以创新。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列强，最主要的教训即“封闭导致落后”：自明代起对内推“八股文”、兴“文字狱”，对外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此类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末，以致错过参与工业革命以进入工业文明的最佳时机，甚至直接导致近代丧权辱国的局面出现。究其本因，并非当时的中国人不够聪明或没有创造力，而是封闭的文化环境使然。
日常创造力是杰出创造力的基础，个人主义文化促进日常创造力。积极心理学对于创造力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关注两个方面：小c创造力（Little-c Creativity）和大C创造力（Big-C Creativity），前者指日常创造力，贯穿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是用于解决问题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后者指杰出创造力，如李白、莫扎特、达·芬奇、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展示出的能够产生伟大作品、产品和思想的能力。研究指出，日常创造力是杰出创造力的基础viii（Richards，2010），即小c创造力是大C创造力的基础。而相关研究一致发现，个人主义文化，比如美国的、英国的文化，促进小c创造，而集体主义文化，比如中国和韩国的文化，促进服从ix（e. g. Ng, 2003）。据此推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成就，一定程度上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引入有关。如果中国想要加大创新力度，就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吸纳个人主义文化，以期产生更多的日常创造力，在此基础之上，借助庞大的人口基数，则会涌现出灿若群星般的杰出创造力，进而才会不断诞生伟大的作品、产品和思想。
中华文明的本质不会由于吸纳个人主义文化而改变。鉴于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又经历过近代从丧权辱国到民族解放的崛起历程，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文化凝聚力，即使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个体的诸多自由，如新闻媒体、出版言论，让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敢想、敢说、敢讨论、敢报道乃至敢于张扬自己的个性，也不足以改变既有的以集体主义为主的文化格局，但如果在方向上善加引导，在广开言路的同时察纳雅言，个体自由的释放终将导致伟大创新的出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华文明需要更好地吸纳西方文明的长处，实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融合，像一支乐团一样既彰显个性又作为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存在。
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有创造力的成年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打破既有的规则和惯例，而只能通过为他们提供相对宽松、更加包容、更为自由的文化环境然后“静待花开”，因为创新的花朵生于自由的土壤。
对内开明：以传统文化研究增强华人向心力，与台湾创新产业合力推进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华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产生冲突，进而引发内战，最终国民党败走台湾，加之美国基于“第一岛链”战略进行的军事干预，形成了台海现在的格局。
首先，分析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从军事角度而言，妨碍武力统一台湾的因素主要是美国。如美国介入，武统台湾则有可能由短期、局部战争演变为长期、甚至是全面战争，而一旦发展成为大国直接对抗，则胜负难料，但至少可以预见的是，我国将再一次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这纵然在经济上行之时尚且需要慎重权衡，何况我国当前经济下行，通胀亦有抬头之势，此为社会稳定、民族安定不能承受之重。再者，战争难免伤及平民。台海战事涉及本土作战，不同于美俄等国近年来海外作战之情形，一旦造成足够数量的内地平民伤亡，将逐渐蚕食政府威信。台湾的军事实力虽不足以抗衡武统，但仍可与一些小国媲美，至少能对福建一省形成有效破坏，届时两岸将满目疮痍、生灵涂炭，纵使是恢复经济，至少也需十年之久，但逝去的生命、破碎的家庭则永远无法挽回。
然后，根据台湾的政治现实，分析武统后治理的难度。从政党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当前执政的民进党，还是曾经执政的国民党，到目前为止都不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意味着，他们的选民同样不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考虑到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的经历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武统在台湾是难以得到民心支持的，武统之后，台湾原有的社会体系会被破坏，很有可能面临着较为混乱的局面，难于治理。
因此，根据存在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武统台湾并非最优选择。
再者，分析台湾的经济现实。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台湾的创新能力在全世界排名第四，仅次于德国、美国和瑞士，亚洲第一，而内地排在第二十四位x。考虑到内地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已为世所瞩目，与台湾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甚至很多台湾企业都已融入内地的产业链中，台湾当然不会拒绝继续搭内地这趟改革开放的便车，这在两岸之间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合力，但是，这股合力形成已久，并不足以单独支撑和平统一。
最后，分析台湾的文化现实。台湾自恃使用繁体字，又未经历文革浩劫，加之近几十年来吸纳和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文学者，积累了诸多有分量的作品，影响不仅遍及东亚和东南亚，而且享誉欧美，因而台湾以“中华文明正统”自居。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远人不服”的问题，而我国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先哲孔子曾有言：“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xi，是很适合当下的建议：鉴于台湾仍然认同“中华文明”、认同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与内地在地缘政治上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的现实，应考虑以文化战略继续推进“一国两制”，进而通过逐步谈判的方式实现对台湾的和平统一：
首先，需要在继续加强两岸经济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改善内地的文化环境逐渐实现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文化认同。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创造更加开明的文化环境，吸纳和培养大量专业的、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文学者，出版大量高质量的作品，让内地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心；另一方面，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现代价值的元素，更好地与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体系相融合，使现代中国人对中华文明具备应有的认同感，目标是让全世界华人对“中华文明正统”的认同回归祖国大陆，至少在研究的专业水准上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上要超越台湾。只有让台湾民众认同祖国大陆的文化环境，才能让他们心向祖国大陆。
再者，继续加深、加大两岸文化交流的程度和范围，包括出版、教育、文旅等多个领域，而且要能惠及台湾民众，以在文化上增进相互理解，进而让台湾民众全方位了解祖国大陆在文化环境上的开明程度。具体进展届时可通过在台湾进行持续的、专业的民意调查来进行推断。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与台湾启动“一国两制”和谈进程，通过多轮谈判逐步敲定和平统一细则。
最终，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瓦解美国“第一岛链”战略。
综述
综上所述，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包含了开放、改革、开明三个部分。政府、国有企业只有把握好自己的边界，民营企业才能蓬勃发展，持续的、领先的创新才能得以实现，进而惠及亿万普通民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民强，江山永固，天下太平。
云博，MBA
2019年12月10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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