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速放缓和周期波动，此为问题之表象，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依赖型产业比例较高，而知识创新型产业比重较低。如以刺激政策应对增速放缓，以逆周期政策应对周期波动，则会造成资源进一步向资源依赖型产业集中——在强化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同时，弱化了知识创新型产业，最终将导致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如此循环往复，后果不堪设想。
破解这个局面需要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提高知识创新型产业比例，降低资源依赖型产业比例。 如要提高我国知识创新型产业比例，必须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能力越强，对资源的依赖就越小，知识创新产业所占的比重和发展空间就越大。而国家创新能力由一国所拥有的创新人才数量决定，由于创新人才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在一定时间内都是有限的，因而对于有限的全球创新人才存量而言，我国需要多流入、少流出甚至不流出。因而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杠杆点并非刺激政策和逆周期政策，而是创新人才的流量，更准确地说，是创新人才净流入量。
全球创新人才的流向主要取决于市场环境，除了有竞争力的政策和薪酬水平，有同等竞争力的工作、生活环境也很重要，后两者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创新人才流动的决定因素。由于知识创新型产业非常依赖创新人才，所以只有创新人才愿意居留的市场环境，才有可能有知识创新型企业迁入和创立，进而形成产业。
如要积聚创新人才，首先需要营造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至少应包括有竞争力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其中，工作环境包括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生活环境则涵盖居住、医疗、教育、交通、饮食、休闲等环境。纵观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i无一不是具备以上条件的城市，如纽约、洛杉矶、新加坡、伦敦、慕尼黑、东京等，都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人才汇聚。
而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决定的。如果仅以GDP看，我国很多城市都可比肩欧美一、二线城市，因为我国城市的“硬件”服务能力，如基础设施已不亚于竞争对手，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软件”服务能力，包括创新人才在工作、生活各方面所需的服务，尚不足以吸引足够的创新人才流入，尤其是海归和外籍创新人才，纵使是本土创新人才，都在流向一线城市，甚至还存在外流风险，无法与欧美一、二线城市相比。
根据李永刚ii对2018年5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4856名博士毕业生的统计，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单位属地的就业率平均达到51.67%，在属地所属区域（不包括属地）就业的比例平均达到17.8%。如将二者相加，则可得出，我国2018年博士毕业生有近七成（69.47%）在学术单位属地及所属区域就业。在学术资本积累、地缘亲近等影响因素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可以推断，我国博士生在过去几年里的就业区域分布也都是类似的情况。
因此，以我国各省市高校及科研机构博士毕（结）业生数量作为衡量创新人才数量的基本指标，根据教育部2013年至2018年公布的分地区数据，对我国各省市创新人才数量进行排序。由于我国近几年每年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数量、博士点数量及博士招生人数相对固定，所以无论是每年平均数量还是累计数量，对各省市的排序都是一样的，以下使用累计数量进行排序分析，因其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各省市创新人才的存量排序：
数据来源：教育部官网
从上图可以看出，除了占据绝对优势的首都北京以及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市，中西部也有诸如湖北、陕西、四川、湖南、安徽、重庆等省市拥有较高的创新人才数量，换言之，除了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首先应当同步开放一批城市，在继续提升这些城市“硬件”服务能力的同时，把重点转向提升这些城市的“软件”服务能力。具体而言，根据既有的格局，包括气候条件、人口密度、交通状况、城市服务能力、高校与科研机构集中情况等因素，建议延我国人口密集分布的三条主要的江河流域，以省会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市县，开放一批城市，将我国现有的城市群连接成一个创新型大都市网络，重点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尤其是“软件”服务能力，以积聚全球创新人才，这些省会城市包括：
北线黄河流域，东起济南，延及天津、北京、石家庄，途经郑州、西安、太原、呼和浩特，西至银川、兰州和西宁；
中线长江流域，东起上海，途径杭州、南京、合肥、南昌，武汉，长沙，西至重庆、成都和贵阳；
南线珠江流域，东起广州，途径南宁，西至昆明；
以上城市多为自然形成的大都市，有良好的历史基础，气候舒适，人口密集，又多居于水陆纵横交错之地，城际交通发达，还因是省会城市，高校及科研机构云集，商业繁荣，治安良好，交通有序，居住、医疗条件较好，基础教育体系完善，休闲饮食资源丰富，甚至市民双语能力相对较强，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且有能力辐射周边市县，因而适合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其他城市可根据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增加，如北京周边除了天津，还可辐射唐山、沧州、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市；上海周边除了杭州，还可辐射南通、常州、湖州、无锡、苏州、嘉兴、绍兴、宁波等市；广州周边除了深圳，还可辐射东莞、中山、江门、佛山、惠州、肇庆等市。
之所以选择同步开放，是因为这样对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资源垄断，促进城际交流、产业间协作和企业良性竞争，对外可以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创新型大都市网络，比肩欧美一、二线城市的知识创新型产业。
待这部分城市形成一定经验后，可以考虑将这些大都市周边的市县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优先选择人口密集、相对发达的城市，进一步扩大范围，让更多的地区享受开放红利。
关于开放所涉及的种族和族群比例问题，由于我国知识创新产业需要大量引入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人才，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口总数并不多，何况能流入我国的还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归和外籍华人，其他族群数量相对更少，因而相对于我国人口密集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本土创新人才数量而言，最终流入我国的其他族群创新人才并不足以改变我国的既有的种族和族群比例，反倒有可能激励本土产生更多的创新人才。
此外，未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一是因为新疆已有喀什和霍尔果斯作为经济特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连接点；二是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古老的内陆产棉区，盛产棉花、水果、干果等农作物，应作为农业基地发展；新疆也拥有丰富的油气能源，还有很好的发展太阳能、风能甚至地热能的潜力，有条件的地区应作为能源战略储备基地发展；新疆还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矿产资源，还应作为我国的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矿业基地发展；三是由于新疆地广人稀，与战乱频仍的中亚相邻，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年轻人口比例较高，而我国知识创新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大量博士级的创新人才，还需要足够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职业工人，尤其是缺少年轻劳动力的西部省市，无法在本地就业的新疆年轻人口恰好可以补充西部省市原有年轻人口流出造成的空缺。因此，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新疆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特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考虑，都更适合让新疆对内辐射，以资源和人口的形式支持知识创新产业的发展，融入华夏文明腹地，进而反哺当地经济，而非过早开放。
而未选择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除了气候、人口、经济等因素，还考虑到当今国际藏学研究如火如荼的现状以及“西强我弱”的格局。鉴于藏学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争取将拉萨发展为全球藏学研究中心，形成战略制高点，与欧美俄日甚至印度形成竞争格局。此举有两个明显的目的：一者有助于稳定国内藏族人心，让藏族人民安心求学。培养我国自己的藏学研究人才，借助藏学在西方的热度，提升我国藏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而非让欧美俄日及印度藏学研究影响我国藏族人民的思想；二者使海外藏学研究人才心向祖国，回流祖国，自然瓦解海外流亡势力的根基。
如此一来，东部一线城市以全球一线城市为目标，中西部二线城市以全球二线城市为目标，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将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活跃的、发达的创新型大都市网络，积聚全球创新人才，形成创新人才净流入的态势，让本土、海归和外籍创新人才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公平竞争、有序流动，既能吸引足够的创新企业，也能产生足够的创新企业，增强国家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知识创新型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让经济结构更为合理，最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并以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平抑周期波动。
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扩大的知识创新型产业足以有效吸纳国内就业，甚至可以产生更多的本土创新人才，开放的城市网络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进而有效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云博，MBA
2019年10月30日
参考文献
i 中国社会科学院. 联合国人居署. 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8—2019：全球产业链：塑造群网化城市星球
ii 李永刚. 知名大学博士都去哪儿了：教育部直属高校2018年博士毕业生数据分析. 中国高教研究